《二十一世纪寻头记》序言
前几日，读书杂志的张伯凡先生找到我，向我提起一位故人。我跟他讲，这位朋友在十年前就离开了。张先生说，杂志要为他再版一本诗集，并请我为其做序。我问，诗集的名字是什么？他说，是二十一世纪寻头记。
在年少时，我有幸与茕茕做过一年室友，之后的半年也频繁联系，直到他在18年年底消失。我常思念茕茕，可若是让我为怀念故友做篇文章，是半个字也不敢写。与茕茕一别十年，如果说有什么还能让我大胆地提起笔，落在纸上，只有商品的表单，会议的记录。若是茕的身影、故事顺着我的右手，泄露到纸上，流传到社会里，是万万不行的。我告诉张先生，写序这件事情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就连想起茕时，也须躲开家人，自己在车里念叨，愿张先生见了我唯诺的面目，另寻他人。
可张先生说，必须由我来做序，原因有二。一是世面上有名气、水平的作家诗人都不愿出面，为一名20岁的诗人提拔。他解释道，这些作家老师不是小气，更不是瞧不起茕茕的文采，只是惶恐于想起20岁的自己。第二个原因是，茕的作品不多，又未曾写下自我诠释的文章。如若邀请文学评论家做序，好是二次创作，坏就成了天魔乱舞，都不是读者想见到的。我问张先生，有没有邀请梁文道老师。张先生说，梁老师是第二篇序的作者。
这一天，张先生在我家对我百般劝慰，共用了两餐，喝了三种茶叶，受了妻子的四次白眼，依然双目有神，精神饱满，没有气馁的样子。为了安抚妻子，让张先生早些打道回府，我只得答应了他。在此，我希望茕茕的读者们，可以翻过页去，仔细看一看梁先生的评论，大声念一念诗，千万不要读一个仅是有缘与茕相识的人，做的稀烂文章。
我锁上门，提起笔，期盼着能写下些中肯的，人人皆知的评价，比如：茕茕，出生于1997年，就读于史家小学，北京二中，波士顿大学，在于我相识时三餐规律，大便通畅，不常理发，喜爱抽烟喝酒写作。对比着马克思女儿为《德国意识形态》做的序，我打了个腹稿，可拿起笔，却是一个字也写不出。笔尖悬在空中，足有十分钟。为了完成张先生的任务，我只得硬着头皮落笔。到了纸上，手不停打颤，好像在仿作波洛克的画作。在那团不规则的线条之间，我依稀认出一行字，
就连大造反家刑天 也终于放弃了抵抗……
显而易见，这是二十一世纪寻头记的首句。将它默写下来，自然谨慎又无错，算是对《寻头记》最正确的诠释，为文章开了好头。只可惜我不能把整首诗照搬过来，交给张先生。即便是我，也做不出如此无脸面之事。现在，这句诗已然出现，且不可挽回，我就必须对它说些什么。
在面对它前，请容先我讲个故事。故事是这样的：茕在前面走着，背着巨大的，装着所有教材和诗集的书包，另一位室友快步跟着。我在半路遇见他们，茕不理我，我问李哥（另一位室友）咋回事。李哥大声说：别提了。我加入队列，排在队尾。领头的茕拐了几个弯，走到查尔斯河边。那天很冷，但有太阳，几个白人在不远的长椅上吸大麻。茕打开书包，拿出水瓶喝了口水，再脱掉羽绒服，蹲在地上，我说，咋了兄弟，先把衣服穿上。茕一言不发，突然猛跳起来，冲向查尔斯河。我和李哥一人拉住他一只胳膊，拽着他的袖子，李哥说，操你妈，你要干啥。茕挣扎着向前，好像是头瘦弱的野猪，逃离猎人的网。我和李哥死㩐着他的双手，直到他抵不过两人的力量，被成功捕获。茕被拽倒在土地上，与杂草和烟屁股躺在一块、他发出奇怪的嚎叫。在多年后，我才知道那是哭的声音。茕把手捂在脸上，一声又一声地嚎叫着，让人想起夺权失败的猴子。我和李哥蹲在旁边，说着毫无指向的安慰话。一个老头徐徐走来，看着茕问，is he ok？我说，没事，李哥纠正，he is fine。老头点点头，走了。我跟李哥一人点了根烟，然后又点了一根，递到茕嘴前。他把烟叼上，嘬了一口。我趁机把羽绒服给他盖着。茕叼着烟，躺在地上，嚎叫声没了。烟灰变成长条，落在脸上。过了一会，他站了起来，穿上羽绒服，径直走向宿舍。在宿舍里，茕倒在床上，把冬天的泥土送给床单，他一言不发。李哥有课，我说我盯着。再一会，茕吐了，我给他拿了个袋子，拍他的后背。
茕茕奔向查尔斯河的原因，至今仍是未知。他在呕吐之后洗了澡，之后就同没事人一样。现如今，茕所有笔记被统统出版，我曾提起兴趣研究，也未发现一丝线索。事发当天，他还在研究柬埔寨的殖民历史。即使他把自己幻想成十九世纪的柬埔寨人民，也只会寻一个白人决一死战，或为其洗衣做饭。总而言之，茕的行为是缺少动机的。同时，它也缺乏逻辑。茕一定无法了结自己。在他的身边，有我，李哥，还有不远处吸大麻的白人。在波士顿，从未有人逃进查尔斯河，不管白天或深夜。就算他打破记录，成为第一个落水的人，也会立即被捞上来，过上几天哆哆嗦嗦，发高烧的日子。他在哈佛做校长的大舅会送他到麻省最好的医院，，而我和李哥会去看望他，并在他痊愈后接他回宿舍。可茕茕依然来到河边，向着查尔斯河纵身一跃。而我们，我，李哥，以及茕茕所有的读者，都丝毫不怀疑他寻死的志向。茕坚信自己会死，他因此是一个诗人。
朋友，如果你还在阅读的话，我再次请求你停下。我已经为你讲述了一个茕的故事，而你也应当满足。在这之后，我不会再谈起任何有关茕的事迹。如果，你还在阅读的话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我们仍要回到那句话
就连大造反家刑天 也终于放弃了抵抗
谁是刑天？他又为何是一位大造反家？在历史的另一个尽头，有三名古神曾向文明发起冲击。其中一位，被人称作共工。他在黄帝死后的年代，挑战颛顼的政权。兵败之时，他撞向不周山，打断人与神之间的联系。另一位，叫做蚩尤。蚩尤三头六臂，以金铁为食，有九十九位孪生兄弟。他与皇帝大战于逐鹿，最终被处死。第三位，便是我们的主角刑天。刑天曾与黄帝缠斗三百个回合，却最终被砍掉脑袋。为了寻回头颅，他的双乳变为眼睛，肚脐变为嘴巴。时至今日，刑天仍在欧亚大陆上徘徊着，寻觅着。在这三位古神之中，共工是一名战略家。他选择在统治阶级最为薄弱的时候—新旧领导人交替之际—对颛顼发起挑战。作为少数民族的领导人，蚩尤则是一名收到拥护的革命家。他拥有自己的政治力量，军事力量，能真正威胁到华夏文明的统治。刑天呢？刑天的反抗没有目的。他孤身一人，持斧北上。那时，蚩尤在韬光养晦，而共工成为少昊的辅佐。就连炎帝，他的长辈，精神领袖，也向黄帝俯首称臣。这是投诚的年代，是反抗最不恰当的时候，而刑天手持巨斧，耸立在南天门下，掏着裤裆，向黄帝发起决斗。谁是刑天？茕茕说，他是一位大造反家。
当然，我们还能谈起很多刑天的故事。他不着铠甲，赤裸着黝黑的上身，下穿短裤。他曾在田间歌唱，与奴隶一同播种，用木棍和泥碗演奏劳动号子。这一切的形象仿佛又要回到庸俗的阶级论上，而这恰恰不是茕所关注的。对于茕茕来说，他唯一的困扰，不是刑天的造反，而是他的放弃，是：
就连大造反家刑天 也终于放弃了抵抗
他用重获的新生 去找回他的头颅
就连大造反家刑天，也终于累到在床上
他会想些什么，还是什么都想不了……
如果说，研究诗歌，是探索诗人的幻觉，那么考据神话，就是探索古人的幻觉。当我们把这两种幻觉结合在一起，即形成了读者的幻觉。在我的幻觉之中，隐约存在着三种诗与诗人的关系，可作为分析《二十一世纪寻头记》的出发点。这三种关系十分浅显，漏洞百出，希望读者能够体谅。第一种，是诗与人的二分关系。罗兰巴特说，作者已死，同理，诗人在创作诗歌之后也会死去。余下的诗，成为完全的独立的存在。或者说，它们的存在只通过读者的诠释显现。此种角度，是一种激进的二分，是完全抛弃作者的。学者们大多把它运用到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，著名的例子有无聊在20年所做的《穆加图书馆三层》序、拔、按三部曲。其二，是诗与人的交杂关系。在一千五百年前，苏轼曾言到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，我在此挪用，提一句“人中有诗，诗中有人”。在这种角度下，我们大体可将诗作看成诗人的投影，对于一些极端的情况，也可把诗人看做诗歌的投影。其三，被我称作诗人与诗歌的辩证关系。就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一样，诗是时间的创造，而时间给了它改变的机会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将每一句诗视为一个thesis，将诗人视为一个antithesis，而下一句诗就是他们二者的synthesis，以此类推。如此看来，我们不仅要从辩证的角度审视诗歌，更要首先理解，诗既是辩证关系本身。
该从哪个角度来审视《二十一世纪寻头记》呢？我们首先应当否决第一种。虽然茕在现实世界离开，将一切诠释的机会留给读者，我们也绝不该在诗歌中判他死刑。头颅，在二十一世纪丢失，而不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，这已然说明作者的在场。那么，留给我们的只剩下两种角度，而这两种角度，好像都隐约得到印证。置于他们具体体现的方式—我却只能把这个任务留给读者们，如果你们还未离去的话。我早已达到想象力的界限，也是我尊严的界限，无法再凭空编造。去看吧，年轻人们，去读吧，去读诗，去寻找那矛盾之处，去找到那失败的辩证，去找到茕茕的影子吧。
如果你们还未曾唾弃我的理论，未曾完全鄙夷我的无能，甚至想获得一些指引的话，我将为你们讲述最后的寓言。在2018年初，我与一群陌生的人喝的酩酊大醉，在深夜回到宿舍。我与茕的宿舍共有两间房，我，茕茕，李哥住在一间，而两个外国人住在另一间。不幸的是，厕所在另一间里。我在深夜的黑暗中窜入对面的厕所，将所有的东西都归还马桶。呕吐之后，人变得清醒，却难以分辨方向。在晕眩之中，我走出厕所，进入外国人的房间，随着脚底一滑，倒在睡梦中的臭哥身上—有一位外国室友狐臭严重，我想称他为臭哥，但又同时认为这称呼太无礼—臭哥从睡眠中惊醒，发觉床上出现的的亚裔男子。我勉强支撑了起来，对他说，I am so sorry and I am so drunk so I failed. 臭哥在迷离中问，are you ok？我说是，然后攀爬着逃离。在我摔倒的时候，在我摔向臭哥的那个瞬间，我突然发觉，原来刑天是如此丢了他的脑袋，原来刑天因此寻找他的头颅。等我回到屋里，茕茕也已经醒来，他将我扶到床上，在床边铺了塑料袋，沏了茶水，轻轻拍我的后背……
说到这里，亲爱的读者，与我一样无耻的读者，如果你还没有厌烦的话，那你必须倾听我的坦白。不，我与茕的死亡毫无关系，那个将他带离我的混蛋，是我唯一的敌人，是他将我变得无能，他要为这一切负责！我的秘密，是另一回事，是我最惭愧的事情。这一切的，这一切的故事，一切你所知道的，一切公开的，出版的，都是关于我的。茕的诗是关于我的，茕的经历是关于我的，茕的宿舍是关于我的。我吐了，茕帮我收拾，这是关于我的。茕吐了，我帮茕收拾，依旧是关于我的。这篇文章也是关于我的，寻头记是关于我的。而它不该有我的一丝一毫，我该是那个死掉的作者，通过自己的死亡使茕和他的诗浮现。可现实正相反，茕的死亡让我浮现，让一个以另一种方式死亡的人再次漏出丑陋的面目，令人作呕地盗取头颅，盗窃思想，盗用灵魂。我，是一名无耻之徒，我是偷窃头颅的贼人，是失去头颅的贼人。
现在，我放下笔，余生也不会再写一个字。只希望张先生在收到这篇序后，能立即把它销毁，顺便把这次邀约忘得一干二净。祝愿《二十一世纪寻头记》成功出版，大卖，愿这部诗集的成品与刘珺枫没有一丝关系。愿茕茕早日归家，愿友谊长存，我在此拜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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